“超級士兵”項目背后，五角大樓的瘋狂與暢想
縱觀人類歷史，我們表達意圖、目標、欲望的方式，都受到身體的限制，我們生而如此，接受自然和命運的贈禮。
盡管多年來人類開發(fā)了各種工具，但本質上，我們還是需要通過身體與這些工具進行交互，就好比使用智能手機。有時，我們會對這些工具產生不滿。這些工具并沒有那么聰明，而原因之一可能是它們沒有與我們的大腦聯(lián)系在一起。如果它們能“連接”人腦，它們或許能了解我們的目標、意圖和不滿。
誰能反駁？
邁阿密大學生物醫(yī)學工程和神經科學副教授，兼邁阿密治愈癱瘓項目的教員，Justin C． Sanchez開始研究“超越仿生學（Beyond Bionics）”。
他于2012年在佛羅里達州舉行的TEDX會議上發(fā)言，問及仿生學之外還有什么？ Sanchez將他的工作描述為試圖“理解神經代碼”，這將涉及將非常精細的微絲電極（直徑相當于人類頭發(fā)）放入大腦中，由此聆聽大腦的音樂、傾聽某人的意圖、看見你的目標和獎勵，然后開始了解大腦如何編碼人類行為。
他解釋說：“憑借這些知識，我們要做的是研發(fā)新的醫(yī)療設備、新的可植入芯片。這些技術的首批接受者是癱瘓者。如果我能幫助別人從輪椅上爬起來，那么在我的職業(yè)生涯將不留遺憾�！�
一年后，Justin Sanchez去了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以下簡稱DARPA）工作，這是五角大樓的研發(fā)部門。在DARPA，他負責監(jiān)督所有關于人類身心康復和增強的研究。
DARPA幾十年來一直夢想著將人類和機器融合。幾年前，當精神控制武器的前景成為該機構的公共關系責任時，官員們重新闡述了他們的神經技術研究的既定目的，表面上把重點放在治療損傷和治愈疾病的狹窄目標上。該機構官員聲稱，這項工作與武器或戰(zhàn)爭無關，它是關于治療和保健的。
誰能提出反駁？即使其說法是正確的，也會產生廣泛的倫理、社會和形而上學的影響。不出幾十年，神經技術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會混亂，使智能手機和互聯(lián)網看起來像歷史池塘上的溫柔漣漪。
最令人不安的是，神經技術混淆了一個問題的古老答案——人類是什么？
高風險，高回報
德懷特·艾森豪威爾總統(tǒng)在1958年的國情咨文中宣布，美利堅合眾國“我們的研究和發(fā)展必須具有前瞻性，以預見未來不可想象的武器”。幾周后，他的政府成立了高級研究計劃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以下簡稱ARPA），這是一個獨立于官僚機構的部門，直接向國防部長匯報。這一舉動是由蘇聯(lián)發(fā)射Sputnik號衛(wèi)星引起的。該機構最初的職責是加速美國進入太空的進程。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ARPA的使命發(fā)展到包括對“人機共生”的研究，以及代號為Project Pandora的精神控制實驗。1972年，該機構更名為DARPA。為了完成使命，DARPA資助研究人員發(fā)明顛覆戰(zhàn)爭性質的技術，如隱形飛機、無人機等，并改變了數十億人的日常生活，如語音識別技術、GPS設備等，其最著名的發(fā)明就是互聯(lián)網。
該機構對所謂的“高風險，高回報”研究的偏好，注定了它會資助一系列愚蠢的研究。蹺蹺板計劃是冷戰(zhàn)時期一個典型項目，它設想了一種“粒子束武器”，可以在蘇聯(lián)發(fā)動襲擊時使用。在越南戰(zhàn)爭期間，DARPA還試圖制造一種可控人形機器。
DARPA的科學家和他們的國防部大佬們的目標五花八門，有時甚至是對立的，進而形成了一種模糊的、共生的研究文化。Sharon Weinberger將其描述為：“不受典型的官僚監(jiān)管的束縛，也不受同行科學評論的限制�！�
生物技術辦公室成立于2014年，是DARPA六個主要部門的最新成員。該部門由Justin Sanchez領導，其目的之一是通過各種手段恢復和維持作戰(zhàn)人員的能力，包括許多強調神經技術的手段——將工程學原理應用于神經系統(tǒng)。例如，“恢復積極記憶計劃”開發(fā)了神經假肢，將微小電子元件植入大腦組織，旨在改變記憶形成，以對抗創(chuàng)傷性腦損傷。
那么，DARPA 是否也有秘密的生物學項目呢？在過去，國防部曾經做過這樣的事情。它對人體實驗對象進行了不道德的測試，很多人認為這是違法的。例如Big Boy項目在沒有告知的情況下將在甲板上和甲板下工作的水手的輻射照射進行比較。
Sanchez曾多次出現在公共活動中，以表達關于DARPA的喜訊，例如，為失去肢體的士兵提供腦控制的假肢。偶爾他也會提到一些更遙遠的愿望，其中之一就是通過計算機將知識和思想從一個人的大腦傳遞到另一個人的大腦里的能力。
“我們試圖找到被認可的方法。”
直到上世紀90年代，生物武器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之前，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對醫(yī)學和生物學都不感興趣。1997年，DARPA開啟了受控生物系統(tǒng)計劃（Controlled Biological Systems program），并在生物學方面進行了大量投資。
動物學家 Alan S． Rudolph 成功地將人造系統(tǒng)與自然世界結合起來。正如他解釋的那樣，其目的是：“提高生活系統(tǒng)和非生命系統(tǒng)之間的波特率，或者交叉通信�！� 他整天都在研究諸如，我們能否弄清大腦中與運動相關的信號，讓你能夠控制身體外的某些東西，比如假肢或者手臂、機器人、智能家庭，或者把信號發(fā)送給其他人并讓他們接收。
“人類的提升”隨后成為了機構的首要任務。Michael Goldblatt 在 1999 年加入 DARPA 之前曾是麥當勞的科學和技術人員，他預測說：“沒有身體、生理或認知能力局限性的士兵將是未來生存和搶占主導地位的關鍵。”為了擴大人類對“控制進化”的能力，他整合了一系列項目，這些項目的名字就像是科幻片：代謝優(yōu)勢、戰(zhàn)斗可持續(xù)性、持續(xù)的輔助性能、增強認知、單兵最佳性能、腦機接口……
Annie Jacobsen在她 2015 年出版的《五角大樓的大腦》（The Pentagon＇s Brain）中寫道，這個時代的計劃經常被籠罩在瘋狂科學家的領域里的陰影下�！俺掷m(xù)的輔助性能”項目試圖打造一個“全天候工作的士兵”，他可以一個星期不睡覺。
Dick Cheney也熱衷于這種研究。2001年夏天，他向副總統(tǒng)提交了一系列“超級士兵”計劃。他的熱情促使布什總統(tǒng)政府在DARPA處于轉型期的時候給予其自由。學術科學最終讓位給了技術產業(yè)的“創(chuàng)新”。
911事件后，該機構宣布了一項名為“全面信息意識”的監(jiān)控計劃，該計劃致力研發(fā)一種能掃描全球的設備。人們對于這項計劃的反擊非常激烈，國會讓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為奧威爾式的過度擴張做出了努力。這個項目的負責人，海軍上將John Poindexter曾在里根時代被惹上丑聞，后來于2003年辭職。
這一爭議也引起了人們對DARPA針對超級士兵的研究和意識與機器融合的關注。這項研究讓人們感到緊張，Alan Rudolph也發(fā)現自己正處于困境之中。
在這個危機時刻，DARPA邀請了神經病學家ICU醫(yī)生Geoff Ling，當時還是一名現役陸軍軍官的 Geoff Ling 加入國防科學辦公室。Ling在2014年DARPA 重組后，繼續(xù)在生物技術辦公室工作。
2002 年，當 Ling 第一次在 DARPA 接受采訪時，他正在準備阿富汗的戰(zhàn)略部署，并考慮非常具體的戰(zhàn)斗需要。其中一種是“即用藥劑”，可以省去大量的藥丸或膠囊形式的藥物中的粉狀填充物，取而代之的是通過一種更輕、更緊密、更易溶解的物質，比如Listerine呼吸條配置的活性成分。這最終也成為一個DARPA項目。
Ling說，我們是工具使用者。人類想要飛行，于是建造了飛機。人類想要記錄歷史，于是創(chuàng)造了筆。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我們使用工具。最終的工具就是我們的手和腳。我們的雙手允許我們和環(huán)境一起工作來做事情，我們的雙腳帶我們去我們的大腦想去的地方。而大腦正是最重要的東西。
Ling將大腦的首要地位與他在戰(zhàn)場上的臨床經驗聯(lián)系在一起。他時常問自己，如何才能把人類從身體的限制中解放出來？Ling最為人稱道的項目內成為革命性的假體修復術。自南北戰(zhàn)爭以來，給大多數截肢者的假肢并不是很復雜，而且還存在風險。在同事、學術界和企業(yè)界研究人員的幫助下，Ling和他的團隊建造了一個曾經幾乎無法想象的東西：一只由大腦控制的義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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